以收銀行卡方式受賄中犯罪數額的認定

孔某在介紹賄賂的過程中，編造理由騙取行賄人包某4萬元，對該“截賄”行為的定性，理論和實踐中都存在爭議。爭議焦點在于，是否需要單獨以詐騙罪論處？對存在“截賄”情形的介紹賄賂

在辦理貪污受賄案件實踐中，經常出現以下情形：第一，自動投案，但只交代部分數額，企圖蒙混過關。對此，要判斷其交代的事實是否構成主要犯罪事實。第二，沒有自動投案，被采取留置措

本案中在李某某是否屬于監察對象、李某某按照刑法規定構成何罪以及犯罪數額等問題上產生了爭議。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后，“刑事立案”是否可以解釋為包括紀委監委立案？筆者認為，從法理和實踐需要來看應當包括，建議在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時，在具體條文表述中予以明確。

《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規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此處說的是“教唆他人犯罪”，而不是“教唆他人故意犯罪”。“教唆他人犯罪”應該理解為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的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

實踐中的情況千變萬化，判斷離退休人員能否成為受賄罪主體時，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關鍵看行為人為他人辦理請托事項時是否從事公務，是否擁有公權力，“辦事”和“收錢”之間是否構成

楊某，A市供銷社黨組書記、理事會主任，市政協委員。2015年至2017年，楊某借“兩節”、住院治病及外出學習之機，收受市供銷社下屬干部所送現金20萬元及名貴煙酒若干。2018年11月，A市

實踐中，在辦理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違法或職務犯罪案件時，涉案人員的主體身份及職責，對于案件定性起到關鍵作用，因此，在辦案時應當對其職權以及權力來源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準確

本案中，張某和王某的行為定性不存在爭議，存在爭議的是李某的行為應當如何定性？有的同志認為李某涉嫌構成介紹賄賂罪，有的同志認為李某涉嫌構成受賄罪共犯。

胡某某，2007年3月至2017年2月任C縣發展和改革局黨委書記、局長，2017年2月起任C縣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2018年5月7日，胡某某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C縣紀委監委立案審查調查。

任職前約定受賄一直是執紀審查監察調查中難以準確把握的問題。筆者認為，應當根據受賄罪四要件構成界定標準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來準確認定。

張某，中共黨員，某市福彩中心主任。張某違規給自己、親屬等人審批福彩投注機，明知存在“人機分離”（即福彩投注機登記人與實際經營人不一致）現象而不履行監管查處職責，并利用職務

實踐中，對利用職務上便利中的有“隸屬關系”“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等情形受賄行為，如何準確認定，是經常遇到且必須厘清的問題。

受賄數額是受賄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標準。實踐中應結合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受賄事由、情節等具體認定。

對于涉嫌職務犯罪的黨員、公職人員，應當依照黨紀處分條例和監察法等法律法規，給予其相應黨紀處分和政務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經調查認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制作起

貪污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出合法收入，差額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的行為。

違規選拔任用干部行為是指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違反了干部選拔任用的相關規定，包括《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關于防止干部“帶病提拔”的意見》等。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后，失職瀆職案件成為監委調查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的案由，這類案件應當先由監委調查處置后，再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盲目鋪攤子、上項目違紀行為，是黨紀處分條例新增加的條款。該違紀行為主體必須是黨員或者黨員領導干部。該違紀行為在主觀方面是故意，具有謀取個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目的，

請示報告制度是我們黨的一項重要制度，是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機制，也是黨的組織紀律和工作紀律的重要內容。

違規參加吃請，應當如何追責，本文借某市煤礦安全監察局副局長萬某、某市地稅局局長趙某、C省國有銀行行長張某和D省工商管理局副局長朱某案例進行評析。

違規到風景名勝區開會、違規舉辦節慶活動應如何追責，本文借某市建筑工程質量技術監督站（市建設局下屬參公管理事業單位）站長張某、某市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某案例進行評析